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财产申报公示法规。
在忙碌中回归角色常态作为法律的守护神,法官是一个神圣的职业。法官要象雕琢一件艺术品一样,将自己的知识、经验和裁判技巧倾注于个案的处理上。
转型社会矛盾冲突增多的趋势一时还难以扭转,法官的职业化进程还需要加以时日,法官分类管理尚不精细,在这种现状下,如何让法官不忙,如何让法官诗意地栖居,确实是一个奢侈的话题。波斯纳对法官的繁忙颇有微词:繁忙的法官只是想理智地并且合情合理地迅速决定此案。有人将法官比做医生,医生无论挂号的病人有多少,其诊断或手术都是谨慎而从容的,决不能人为地缩短时间。案件实质上就是困惑,包括当事人的困惑、法官的困惑,也包括社会公众的困惑。与其让信访人员去说完法官没有来得及说的话,还不如让法官与当事人把该说的话都说完。
在纠纷的解决上,法官的劳动和一位敢言善断的乡村长老没有多大区别。司法审判不是简单地数学公式的套用和演算,而是追寻正确的法律答案的过程,也是一个价值构建的过程。法律体系是静态的，其功能是形成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的规范体系，它解决的是无法可依的问题。
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中的独立有五层含义：第一，司法机关职权设置独立于行政权之外，即司法权既不从属于行政权,也不服务于行政权。高度封闭向全面改革开放的转变。司法对法治国家建设的关键性地位正越来越成为共识，甚至可以说，能否推进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风向标。大国的制度经验那么，大国的制度有何特征？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会带给我们何种启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为大国崛起提供了世界舞台。
在我国的政法机关体制安排中，应以司法为中心设计国家法治和长治久安的框架，在现阶段可以通过提高司法权的地位达到这一目的。大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德国之成为大国，是因其贡献了体现理性精神的民法典和挽救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大国此时不能失语，大国无权沉默。建设思维是制度思维，革命思维是破坏制度的思维。必须强调，坚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与加强党的领导并不矛盾。
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代价最小、成本最低的一种路径。九个公认的大国相继崛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苏联）和美国。以上是显性标准或刚性标准，是用肉眼可测、用数据可计的标准。人类迄今为止的制度，可分为压制性制度和回应性制度两类，大国无一例外选择了回应性制度。
4、大国的制度具有回应性。环顾现代法治国家，在政府体制上虽有议会内阁制、总统共和制、委员会制之别，在议会体制上虽有一院制、两院制之分，但在坚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原则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首先，大国是对世界局势有影响力的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最早结束了中世纪的封建状况，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体制，借助国家力量征服了海洋。
无法可依向有法可依的转变。共同的问题对应着共同的方案，共同的方案具有可普遍借鉴的意义。在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推动下，世界已经迈入全球化时代。在治国手段上如果以政策为主，则社会的稳定性必然常受挑战。即每一级法院都只向法律和产生它的人大负责，而不是向上级负责。但是，由于转型时期维稳压力增大，司法改革进展较为缓慢。
然而，由于这两个国家没有产生更具持久性的新制度，其国运并未长久。法治不是把法律当做统治的工具，而是当做统治的主体。
为把握机遇和应对挑战，我们要思考：什么是大国？大国的制度经验是什么？中国走向大国的制度目标是什么？大国化的法治路径是什么？何为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并不必然使一个国家坐拥大国地位。其制度本身的开放性，也助其在既定制度框架内修正和解决了存在的问题。
再次，大国是在国际事务中居于领袖地位的国家，能够为全球制定游戏规则。政策治国的方式是靠会议、靠文件，靠讲话。
也正因中国之大，所以面临着一些先前大国未曾遇到的特有难题。中国走向大国的制度目标中国的大国化将注定极具特殊性。大国要有被人向往的文化，这种被向往是大国在人们心灵上的标准。悠久的传统既是宝贵的资源，也会成沉重的包袱。
其被向往的内容有：道德水准、价值趋向、生活方式等。科技取代了常规，质量取代了规模。
需要实现如下几个统一：首先，文化特殊性与法治普适性的统一。而无法治的国家，终难成为大国。
在此情况下，创新转型之难可想而知。法治体系则是包含民主、人权、宪政等价值评价标准在内的制度运行过程，目标是实现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法治化。
中国有待完成的转变，是立足于既有法律体系，推进向法治的转变。建设思维则相反，它注重规则和制度，注重连续性和积累性，并表现为一贯性。大国之大，不仅在于经济穿透力、政治影响力、军事威慑力，还在于文化的吸引力即所谓软实力。中国法治发展的主要方向，将从形成法律体系向形成法治体系转变。
第一，国家的整体目标同内部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常常表现为中央权力同地方治理之间的协调难题。大国制度不仅是本国传统和现实需要的产物，而且能够回应不同民族、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
新制度不仅能回应一时之需，不仅使开明领袖可付诸实现，而且能为国家长治久安奠定基础。第二，国家的政治权威同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
这类标准有两项：其一，文化标准。中国要走向大国，也应该有自己的制度目标和向世界提供制度借鉴的能力。